滤镜。
作者 / SimoneWasRikky 拖延症
编辑、排版 / Emile 拖延癌
//导演手记05//
写疫情期间的拍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因为里面掺杂了太多的思绪与情绪，或者说愤怒。
但这正是我们决定在疫情期间进行线上拍摄的原因之一。
2020年，庚子年，春节。
年夜饭，春晚，吐槽；
初一去道观或者寺庙的祈福；
串亲戚，庙会，旅行。
似乎没有人关心春节本该有的那些元素。
大家似乎都活在自己手机上，一遍又一遍地刷着关于疫情的那些事情。
现在回头来看，我们当时应该是陷入了集体恐慌之中。
被迫居于逼仄的家里，个人的情绪会蔓延，彼此的情绪会在漫长的等待中被放大。
就这样过了正月十五。按照以往的传统，此时我应该在北京之外，甚至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，进行新年旅行。
但是，所有计划皆被疫情打乱。
假期结束，意味着真实生活应该被展开。
这种什么都做不了的恐惧，紧接着对疫情的担忧慢慢扩散。
每天袭来的新闻， 居于家中的困顿，时时让我体内的情绪找不到出口。
我不得不在寒冷深夜里长距离奔跑，来释放情绪。
我的抑郁情绪尚且无处安放，那些本就被抑郁或者躁狂所侵袭的患者又该如何自处呢？
我们能做些什么呢？
捐款？祈福？
不出门给国家添乱？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
线上拍摄吧。
我和小伙伴们大概是同时想到这一点的。
武汉封城那天，我在朋友圈和别人吵起来了。
我发了个状态：封城了，人们的生活怎么保障？
有个朋友特别具有大局观，“都这时候了，还想什么生活？能活着就不错了。”
“我因为在做这个双相的纪录片项目，所以想到了可能被迫断药的患者。”
结果，那个朋友说：“断药了又死不了，哪儿那么矫情？”
“这个不是矫不矫情的问题，人的基本权利要得到保障。”
“我跟你一艺术生真说不明白，还是理科生好交流。”
这把我给气坏了，“我觉得你这么有大局观，简直站在了上帝视角，仕途一定发展得很好。”
然后，我就把这条朋友圈删了。
这是我头一次主动删朋友圈。
现在想想，我很是后悔，觉得自己有点不大气。
朋友说的也是一种观点，而且，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。
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，但还是要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。
可是，精神病人的药，就不是救命的药么？
在普世中，把双相情感障碍单纯当作情绪问题的，依然是绝大多数。
那段时间谣言漫天飞，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混合其中，看得我足够焦虑。
那么，我们为什么不问问亲临现场的人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
反正，出于各种原因，我们开始做线上采访的招募。
疫情期间的采访很好约，大概是因为大家都足够闲。
只不过，家中条件有限，采访时不时会被我妈叫吃水果的声音打断。
而且，只有摄像头呈现的空间，没有对患者本身所处环境的判断，很多细节可能会被忽略。
采访话题也只能围绕着问询状况展开，内容都是一些基本情况简介。
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，与我们之前或之后的采访相比，疫情期间的对话少了太多深入的探索与思辨。
从视窗里观看他人，未免过于片面，我能够记录的无非是那一刻的“状态”与“情绪”。
因此，我决定在见到真人之前，不做任何关于具体采访对象的文字输出。
因为采访对象都不在武汉震中，所以情况还算稳定。
大家收到风声后都提前备了药，据说EMS也可以邮寄药品。
断药的问题，在武汉之外似乎没那么严重。
疫情期间居家生活，大家反而总体上稳定平和。
这完全颠覆了我对湖北境内患者处境的残酷想象。
我曾经“判断”，双相患者会因为疫情而诱发病情，再加上被迫断药，生活在逼仄空间里的压抑、家庭矛盾的爆发……
现在想想，这些全是想当然的猜测。
和别人猜测双相患者都有暴力倾向一样，可笑且武断。
拍了这么久，我学到一件事：
人是非常复杂的。
这或许应该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但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个事实都被我忽略。
于是，无论走过多少地方，我总能以熟悉的方式，去定义所有人，去看待所有事。
世界在我的眼睛里，是有滤镜的。
如果不经他人的提醒，我总以为那就是真实本身。
一直说着不要judge（评判）别人，我却总是做着这样的事情。
直到开机拍摄，观看他人的那一刻，我才第一次真正审视自己。
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之后拍摄的走向。
不要加滤镜去看待事情，不要让孤独感被放大，不要放弃信任和希望。你是否愿意和我一起，放下浪漫化的滤镜，凝视起舞的尘埃？
”
导演的形同虚设的赞赏码
Bipolar World纪录片于2019年入选了北京尚善基金会的“抑路前行”公益项目。
导演手记：01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02精神科医生需要做到共情吗？03生活在异国，双相会轻松很多吗？
04其实，我的真诚是被迫的
内部访谈：01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为躁郁症患者拍纪录片？